香港的春季潮湿、多雨，紫红色的紫荆花和鲜红色的三角梅，开在郁郁葱葱的山边、路旁，给春天带来勃勃生机。

    “鸟语”、英语和普通话

    去香港之前，朋友担心地问我：“到香港采访，你懂‘鸟语’吗？”“鸟语”是北方人对粤语的戏称。在北方人看来，要听懂粤语和听鸟语一样困难。

    但我们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地铁、公交车或是街边的小店问路，人们大多会用或熟练或生涩的普通话作答。

    缪锦安教授是香港大学的语言学博士，退休后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母语教学支援中心作研究员。在我们从上环去香港大学附近的缪教授住所采访时，边步行边拍照，遇到路口就找人问问方向，很顺利地找到了缪教授的家。缪教授笑着对我们说：“像你们今天这样一路用普通话问路走来，要是在三十年前就很困难，那时一听到普通话，多数人是摇头的。”

    缪教授说，现在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有很大提高，因为实际用处很大，“不论是做大生意还是小买卖，亦或是找工作，普通话都很有用。”所以现在大学里要求学普通话的学生很多，有时候根本报不上名。

    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语文教育政策是“两文三语”，即书面语以中英文并行，口语为英语、粤语、普通话兼顾。从1998年起，香港就在中学逐步推行母语教学的语文政策，即以粤语代替英语授课。

    近几年有人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推广用普通话授课，他们认为那样会有助于学生克服写作中的困难。在香港地铁站里，就有一些使用粤语句式的提示牌，让我们这些不懂粤语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缪教授说，这样的写法，老师是不提倡的。但在一些报纸副刊和广告里却常用。这种句式与汉语的书面语有很大差异，会对学生的中文写作造成障碍。

    学校和老师总是会更多地考虑学生的未来。我们访问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时，梁德荣院长说：“现在与内地的交流多了，学生们如果普通话不好，以后他们在与内地、台湾甚至新加坡学生的竞争中就会吃亏的。”

    梁院长认为，语言背后更加重要的是历史和文化。因此，学院曾多次组织学生赴北京、上海、内蒙古等地实习和交流。在回校后的分享会上，学生们表现出对内地的城市建筑风格、人情世故，以及地方文化、近代历史等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学院从2005年起,开始招收来自内地的学生。梁院长对他们的评价是：“能够离开父母独自来上学的孩子，从性格、心理和能力上都是很优秀的，因此他们与本地学生的相处很融洽，两地学生在一起能够有不少互补的东西。”

    在香港，英语的地位不同寻常。大学里没有专门的英语课程，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授课。

    香港商业学会主席、能仁书院商业管理讲座教授杨耀邦先生认为，在大学教授中国法律、中国企业管理和中文等课程时，应该使用普通话。但他的想法有些人并不赞同。杨教授说，香港毕竟有一百年英国人统治的历史，不少人从内心深处还是把英语看作最重要的语言。从一些延续至今的做法就可以看出，例如有些学校的中文系开会时，却要使用英语。

    杨教授说：“香港的普通话热，是香港与内地经济共同发展、交流日渐增多所带来的。但香港人的家庭里大多没有说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所以普通话不会成为香港的第一语言。粤语、普通话和英语在香港会长期并行下去。”

    “最适合日本人生活的外国城市”

    在铜锣湾的一家粤菜馆里，我们和曾在本刊供职的日本朋友，现任朝日新闻社香港支局长林望先生见了面。

    林望先生到香港任职将近两年，每天忙碌而充实。他在1992年曾到香港旅游。“那时从尖沙嘴看港岛的夜景，霓虹灯广告基本上是外国的，现在有很多中国企业的广告。”他说。

    在外国人眼里，香港这个自由港一直是外国媒体观察中国的最佳窗口。在中国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香港作为政治窗口的作用已逐渐消失。

    “但是，香港在经济上的作用依然还在。”林望先生说：“这里市场经济成熟，司法体系完善，服务业规范、到位，交通的程序也比较合理，与日本有不少相像的地方。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以后（注1），日本企业如果先和香港的企业合资再进入中国市场，既能够取得最大利益，又能得到香港法律规范的服务(注2)，这让日本企业很感兴趣。”

    席间，林望先生热情向我们推荐服务生刚端上来的菜：“这盘鸡肉上撒了一层炸过的蒜茸，金黄色的，好像蒙上一层金沙，所以叫作金沙鸡，是不是很有想象力？”林望先生笑着说：“这也是香港的吸引力之一，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几乎可以满足任何口味的需求。”

    据林望先生介绍，现在在香港的日本人大约有3万。那些长驻此地的日本人告诉他，“香港是适合日本人在国外生活的数一数二的地方”。的确如此，林望先生本人就已经融入了香港。

    “香港尤其适合日本女人，这里社会治安和卫生都比较好，日本的女孩子都喜欢到这里旅游、购物、美容，据说价格比日本便宜。”相信林望先生一定是期望他太太能够在假期时来香港团聚。

    人心的回归

    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引见，我们访问了香港工商业协进会主席朱莲芬女士。朱女士多年来热心香港事务，为香港的社会、文化事业做了很多工作。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委任朱莲芬女士为太平绅士（注3），2006年，又授予她铜紫荆星章。

    朱莲芬女士对我们说：“香港人在这10年中经历了很多事。1997年，香港从英国人手里回到中国人手里，是主权的回归，而人心的回归更为重要。最初时，人心的归向比较少，尤其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的时候，香港就像被大浪卷到了低谷，人们心情不好。在非典的时候，香港人也很无奈、彷徨，对自己和香港的未来都感到担心。”

    “金融风暴的时候，真的就像在打仗一样啊！得知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稳定住香港股市，香港的老百姓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非典的时候也是这样，幸好有国家与港府联手！香港人觉得祖国真了不起！”朱女士说，在这样的经历之后，香港人越来越认同祖国。

    “CEPA最重要的作用，是给香港人带来信心，让我们感觉到有靠山和后盾，没有什么可怕的。你看这次选举，为什么曾荫权会以高票当选？并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能够与中央政府很好合作，他提出的政纲是香港人想要的，所以人们会支持他。”

    如朱莲芬所说，正是这10年所经历的波折，让香港的人心一步一步回归祖国，民族感、自豪感正是在这些波折中自然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