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著名的长征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徐占权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徐占权解释说，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调集了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拮据、抗日反蒋运动日益兴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与蒋的冲突不断加剧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经过多次反“围剿”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经济迅速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壮大，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断送了这样的有利局面。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味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

　　徐占权认为，这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照搬外国经验，反对人民战争，主张纯粹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黎川战斗中，红军防守兵力薄弱，毛泽东认为应放弃黎川、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结果不但未能收复黎川，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第二，反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拒绝了毛泽东向敌人后方进攻的建议，并坚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19路军。他们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攻打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使红军再次陷于困境。

　　第三，反对运动战，主张实行阵地战。运动战是红军的特长，但博古、李德等人主张打阵地战，在战斗连连失利时，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陷入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理论，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使得红军不能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敌人出碉堡而实行“短促突击”。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自身却伤亡5000余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彭德怀曾批评说：“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第四，没有适时举行战略转移，而是继续主张同强敌拼消耗。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表态，致使军委未能果断作出决策，而是继续坚持在内线寻求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全线抵御，结果为敌所制，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

　　第五，仓促举行战略转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红军抗敌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原计划，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尔后从外部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然而，在敌人于9月底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时，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也没有采纳毛泽东让红军主力牵制敌军至湖南的建议，而是被敌人的气势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两个军委纵队共8.6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之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