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娘这个人物“成名”于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原出于唐人元稹的《莺莺传》。北宋以后，这个故事广泛流传，士大夫“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宋赵令畤《〈蝶恋花〉鼓子词序》）。北宋著名的文学家秦观、毛滂曾用《调笑转踏》，赵令畤曾用《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歌咏这一故事。到了南宋被民间艺人改编为话本《莺莺传》和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代董解元进一步把这个故事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俗称《董西厢》）。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在历史上流传的崔、张故事，特别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的再创造。红娘这个人物在崔、张故事中以一个婢女的身份出现，在元稹的《莺莺传》中虽有其名，但并不十分重要，是一个平凡的女婢，从唐到宋的流传过程中她的地位也一直如此，自《董西厢》起，才对这个形象进行了成功的创造，使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然使其真正的大放光彩，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进入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却是始于王实甫的《西厢记》。

    《西厢记》是我国古代爱情戏中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之一。它的故事梗概：书生张珙和相国小姐崔莺莺在普救寺里一见钟情，他们不顾封建势力的阻挠，挣脱礼教的束缚，有火一样的热情互相追求，经过曲折的斗争并消除种种误会矛盾，终于在侍女红娘费尽心力的帮助下，私自结合。崔母发觉后，经红娘的据理力争，又恐家丑外扬，只好承认婚事，但要求张珙立刻上京应考。于是两人又被迫分离，直到张生中举归来，才和莺莺团聚。

    从这个故事的大概中，可以看出红娘并不是莺莺和张生初次会面的“介绍人”，莺莺和张生相识相知是源于普救寺里的偶然相遇。红娘当初不仅没有“搭桥”，且在一段时间里，曾经奉崔母之命监视他们的行动，管制着莺莺，防范她有越轨之举。所以莺莺曾经埋怨红娘“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红娘回答说：“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红娘是崔家的奴婢，其主要职责就是服侍和管制着小姐莺莺。促使红娘改变自己的态度，背叛自己的“职责”是源于一场兵变的灾难。

    佛殿相遇后，崔、张的爱情在“地下”悄悄地发展着，他们“月下联吟”、“道场顾盼”，彼此相思，好事在望。然平地起风波，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掳莺莺为妻。三日之内若不交出莺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在此危难之际崔老夫人做出决定，当众宣布：“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张生欣喜若狂，修书一封，招来白马将军，退却半万贼兵。总以为美满姻缘指日可待。然兵退身安的老夫人，在庆功宴上却出尔反尔，悔亲赖婚。“赖婚”之举伤了张生，害了莺莺，激起了红娘极大不满。从此红娘坚决地站在张生的立场上，打抱不平地要成就张生与莺莺的婚事。她为张生进计献策，她为莺莺传书递简，辛勤劳苦自不必说，还常常忍着小姐无端指责，受着老夫人无情的棍棒。当张生由衷感激地说：“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红娘反驳道：“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货？”（《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在红娘无私的竭尽心力的帮助下，老夫人终于让步，崔、张这对情人终成眷属。

    由此观之，红娘本不是一个好管天下姻缘的“多事”人，她所以卷入崔张的婚姻中，由旁观者变为“热心人”，其原因概括起来有三：一是感激张生侠义地救了她们一家人。“我想咱们一家，若非张生，怎存俺一家儿性命也？”（《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二是她不满老夫人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这是俺老夫人的不是，将人的义海恩山，都做了远水遥岑。”（《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三是她认为小姐与张生郎才女貌，是天生地设的一对。“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所以，红娘所为绝不仅仅是出于“热心”，而是义与勇的表现；而红娘这一个人物的内涵也不只是一个牵线搭桥者，而是中华民族一种美好道德的象征。这种道德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牺牲自己，见义勇为；以自己无私的辛劳，成全他人的幸福。这，也就是红娘的本来面貌。她与中国古代的“媒婆”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有“三姑六婆”之说。“三姑”是指：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是指：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这“六婆”中的“媒婆”就是男女双方之间专门从事穿针引线工作的搭桥者，并且以此谋生，而不是“无私的辛劳”。古代任何人的婚姻都要经媒婆的“手续”，没有“媒妁之言”的婚姻，是不被家庭和社会承认的。

    红娘在崔、张的婚姻中，虽不是最初的“介绍人”，但她是成全这桩美满婚姻的关键人物，而红娘聪明伶俐、妙语连珠、活泼爽朗的美好形象又深入人心。所以在社会上从事婚姻介绍工作的人，或者偶或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者，都愿以“红娘”自称，而不愿称为“媒婆”，因此“媒婆”一词渐渐消失，偶然有人提起，也总隐含着贬义，而“红娘”一词却广为流传，成为汉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借代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