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是谁帮助年轻的邓小平迈出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关键一步？邓小平之女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和大型文献电视片《邓小平》，都满怀敬意地提到了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先生，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当属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

　　“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

　　汪云松，字德薰，1874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汪云松从小就喜欢读书，青年时考选上贡生，入北京国子监深造，由此有机会与京师的皇亲国戚交往，不仅获得了包括乾隆、康熙皇帝御书在内的大量珍贵古玩字画，而且还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哥哥、古乐大师溥雪斋有金兰之交，曾换帖结拜为兄弟。1905年，他携眷属到江苏出任知县，其妻汪廖氏常以廉正爱民相勉，因此颇有政绩与口碑，不久就保升道台，奏调吉林先后任省官银号总办、电灯总局总办、五常府知府等职。尽管当时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但辛亥革命成功后，汪云松携眷返回重庆时，除了带回一些古玩字画和在吉林十分便宜的皮衣外，再没有其它财产。幸亏其父经商尚有不少收入，一家人回渝后的生活才无后顾之忧。此后，他见重庆城缺医情况十分严重，便与巴县乡贤刘焕彩、李晴湘、朱叔痴、王凤鸣等人筹办起了巴县医学堂，后改名重庆官立医学校、重庆商办医学校、重庆存仁医学校等，并一直担任董事。这所学校，为重庆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此间，汪云松除了协助父亲、弟弟经营济兴隆商号外，还于1919年与孙仲山、何鼎臣等人创办了大中银行，亲任总经理。该行资本曾达到100万元，并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地设有分行。鉴于他的名望与人品，当时被推为重庆总商会会长、重庆市参议会议长。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兴起了颇有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在四川，在吴玉章的倡导下，成都于1918年率先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这批学生途经重庆，在朝天门码头意气风发地登上轮船沿长江出大海向欧洲进发时，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并深受感染。当年在清朝为官时，他就赞成康、梁的维新主张，还珍藏着康有为手书的横幅。但变法维新以失败告终后，他的思想遂倾向革命。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又使崇尚实业救国的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后，他多方奔走，向杨希仲、朱芾煌、黄复生等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集资数万元，并经当时的教育局长温少鹤同意，于1919年8月28日正式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汪云松亲任校长，校舍设在重庆夫子祠内。

　　汪云松筹备留法预备学校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正在重庆。闻知这一消息，具有开明思想的邓绍昌立即请人带话到家乡广安县，让长子邓希贤中止在广安县中学的学习，到重庆来读留法预备学校。于是，同年9月初，预备学校已经开学了，15岁的邓小平才风尘仆仆从偏僻的广安县赶了来，作为自费生参加学习。这批学生共有110人，分为公费生和自费生。公费生由学校提供300元旅费，自费生由学校提供100元，自己筹集200元，毕业经考试合格后即可成行。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学习，通过毕业考试、体格检查和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有83名学生合格，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正当学生们忙碌地进行着奔赴异国他乡的准备工作时，从学校筹划、集资、选址、聘请教员、考试到最后办理签证都极尽热心、亲自奔走的汪云松，把邓小平找到一边，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300元送给他，并热情地勉励一番。汪云松为何给邓小平如此优待呢？与汪云松关系一向亲密的外侄孙杨钟岫(现为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当时任重庆《新民报》记者)接受笔者采访时解开了这个谜：“解放战争时期，当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威震四方时，舅公就带着几分自豪地对我说：这个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曾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里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希贤这娃娃，有两点我最喜欢：一是稳而灵活，干啥子事情都很有主见；二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这是云松先生在近一年时间里，从邓小平话语不多但学习刻苦认真、在抵制日货斗争中的表现中认识到的。

　　1920年8月27日下午三时，汪云松将邓小平等83名川东子弟送上了“吉庆”轮。
　　　
　　获得汪云松帮助的不仅仅是邓小平。

　　留法勤工俭学高潮时，由于资金和名额所限，川东一些青年只得直接自费去法国。1919年底，江津县的聂荣臻和十余名青年每人自筹300元，来到重庆。但他们与法国领事馆不熟，于是找到在重庆《商务日报》当编辑的熟人刘颖彬。刘颖彬便找到与法国领事馆十分熟悉的汪云松，委托他为聂荣臻等代办护照。汪云松自然热心应允，几经奔走，终于使聂荣臻一行于12月19日顺利地从朝天门码头启程；1922年春，担任云南省警察厅长的朱德因避祸途经重庆，准备到欧洲寻找共产党。那天晚上，曾与朱德共事的川军将领杨森宴请朱德后，决定送朱德一万元旅费。可经办人员去银行办理时，银行已经关门。然而，汇票又必须当晚汇出。无奈之际，经办人员找到了担任大中银行总经理的汪云松，汪云松当下就爽快地把事情办妥；据汪家一位亲戚回忆，20年代初，当陈毅等留法学生被迫回国时，经济极度困难。汪云松闻知，又想法筹集了一大笔经费汇去，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大西南。

　　面对飞速变化的时局，汪云松一时有些举棋不定：尽管自己曾帮助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共产党人，可也曾听人说共产党人六亲不认，是不讲人情的。况且，这二三十年来，自己与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来往密切，担任过国民党市政府的几届顾问，又是重庆名噪一时的大资本家，尽管没干过什么坏事，但眼下与国民党水火不容的共产党能放过自己吗？然而，要跑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跑到成都，解放军照样会追过来；跑到台湾，自己已是耄耋之年，国民党也不会给什么关照的；跑到香港，自己在那里没一点根基，又能干什么呢？那段时间，他真有点如坐针毡，便私下里找到一些与共产党有所接触的亲友，其中也有自己的外侄孙、思想一向进步的杨钟岫，从侧面探听共产党的政策。

　　杨钟岫老人给笔者讲了当时的情景。那天，汪云松讲了自己的种种担忧之后，当了多年记者的杨钟岫安慰他说：“舅公，我看你不必那么紧张。邓小平既然是你的学生，到时你完全可以向他说明自己的情况嘛！据我所知，共产党是把民族资本家当作团结对象的，对于没有血债的士绅，是讲联合的……”

　　听了杨钟岫等人的安慰，汪云松放心了一些。可是，11月30日，解放军要进城了，重庆地下党组织了城内一些开明绅士到南岸海棠溪去欢迎解放军，却没有邀请汪云松(或许是考虑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汪云松心里又产生了一些疑虑。12月8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入重庆城。那几天，汪云松天天把杨钟岫叫到家里，了解市面上的情况，询问共产党的政策。杨钟岫见状，总是竭力安慰，并借适当的机会将汪云松的情况向重庆市军管会人事处长田伯平和新华社西南分社副社长邵子南作了反映。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汪云松在绣壁街的住所前突然来了三名着解放军军装的人，向人打听汪云松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汪云松在屋里听到了，想起近几天城里正在抓反动分子，不知是凶是吉，忙叫大儿子汪曰贤出去应付。见到解放军，汪曰贤谎称父亲有事外出了。等那三人一走，汪云松立即出门赶到杨钟岫家，讲了刚才的事，疑虑重重地说：“他们来找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杨钟岫问：“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汪云松说：“听曰贤讲，他们态度还是很和蔼的，并说过两天还要来，叫我一定在家等着。”杨钟岫肯定地说：“如果是来抓人，肯定不会这样的态度。依我看，也许找你是好事。下次他们再来，你无论如何也要亲自接待。”

　　过了一天，这几个人果然又来了，并带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见到汪云松，他们说是邓小平政委特意安排来请他去的。于是，汪云松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跟着他们上了车。到了邓小平的住地，邓小平一见到他，格外亲热，久久拉着汪云松的手问长问短，汪云松的一颗心怦然落地。邓小平夫妇请汪云松吃饭，吃的是大食堂里的大馒头，但菜却加了鱼肉。席间，这对分别近30年的师生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各自讲起了这30来年的经历。此时虽是冬日，但师生间的谈笑，却使屋子里荡漾着不尽的暖意。饭后，邓小平又派车将老师送回了家中。一到家，汪云松笑眉舒展，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给许多亲友讲了与邓小平会面的经过后，他感慨万分地说：“谁说共产党不讲人情？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确是最讲人情不忘故旧的，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珍贵记忆:汪云松送小平赴法

　　杨孝廉的外公汪彦甫，是汪云松的长子。“家祖祖(汪云松)是1958年去世的，当时我13岁，家人经常会摆家祖祖以前的事，特别是与小平同志的渊源，我总是听得入神。”在江北一家才开张的酒店，满头大汗的杨孝廉向记者讲述了传为美谈的汪云松与小平的故事。

　　1919年，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途经重庆，在太平门码头上船赴法。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崇尚实业救国的汪云松看到这些，感触很深，准备筹办重庆的留法预备学校。当时汪云松也没什么钱，但他在重庆德高望重，很有号召力。他多方奔走，向重庆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集资数万元，经当时教育局长温少鹤同意，于1919年8月28日正式成立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汪云松任校董事长，校址设在重庆夫子祠(现在的29中)里。

　　开学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正好在重庆办事，听到这一消息，就立即写信让邓小平来重庆读留法预备学校。同年9月，15岁的邓希贤(后改名为邓小平)中止了在广安的学业，风尘仆仆地赶来，第一批学生共110人，学习了一年法语后，83名学生考试合格，邓小平是当时年龄最小的学生。他很有正义感，思维敏捷，做事讲原则，汪云松十分欣赏他，勉励他学好知识报效祖国。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与其他同学踏上了赴法征程。

　　时间过得很快，1949年12月的一天，汪家大院(位于现在的八一路)突然来了3名穿解放军军装的人，问汪云松先生在不在。汪云松不知道共产党的态度，不明吉凶。虽然知道邓小平当时已经当了政委，可这些年自己与国民党的军政要人都有来往，虽然没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但共产党与国民党终究是水火不容，所以就叫我外公去应付。第二天汪云松找到当时在《新民晚报》当记者的杨钟岫征求意见，杨钟岫说，见一下没有什么坏处。

　　第三天，这几个人又来了，还开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说明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他当年的学生邓希贤请他做客，于是汪云松放心了，欣然前往。分别近30年的师生聚在一起，共叙别后生活，小平还请汪云松吃了饭。回家后，他很兴奋地对我们讲他和小平见面的情景，感慨万千的汪云松说了一句：谁说共产党不讲人情，邓小平就认我这个老师。

　　记得汪云松还讲过一件事，当年已能记事的杨孝廉仍记忆犹新。1950年，汪云松应邀到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怀仁堂举办的宴会上，毛主席坐在第一桌，汪云松被安排在与邓小平、陈毅同一桌的二号桌。会议结束后和中央领导合影时，汪云松拿到的照相站队的号票一看，正好和他的年龄一样，他不禁心头一热，也不知是巧合还是邓小平特意安排的，只在心里感叹，共产党做事真是太细致了！

　　毛主席称赞汪云松，说他创办了自来水公司、汽车运输公司，对重庆是有贡献的。1957年底，汪云松患了胃癌，小平打电话请他去北京治疗。1958年2月8日，汪云松逝世，小平打来电话表示哀悼，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邓垦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悼词中，充分肯定了汪云松为国家和人民做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