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出生于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南方习惯以虚岁计，所以２００４年是百岁华诞。早在２００３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在作今年的工作计划时，就把庆祝巴老生日作为重点内容之一。庆祝活动将在上海、北京、成都三地同时举行。巴老在上海生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上海将举办“ 巴金在上海”的图片展和“巴金文学周”研讨活动；而成都是巴金的故乡，要在１１月１７日至２５日举办大型展览“走近巴金”。北京则于１１月１５日举行了“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开幕式，还将结合展览推出一本画册和纪念邮册，另外还要举办“巴金诗歌音乐会”。

    中国现代文学馆邀请了５０位国内外颇具实力的艺术家描绘巴金先生和他的作品，他们在短短半年时间内，精心创作了５４件艺术作品。开幕仪式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宣部等领导莅临表示祝贺，靳尚谊、丁聪、郁风、王为政、李延声、何家英等五十多位艺术家纷纷到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这次参展作品的作者。艺术家们以不同时期巴金先生的生平和创作为题材，创作了《巴金出川图》、《巴金对你说》、《纯真少年巴金》、《巴金头像》等作品。本次展览作品形式亦不拘一格，除绘画、雕塑、书法外，还有李象群《探索》、阎博《记忆中的碎片宛如黑暗中的星光》、江大海《家》等艺术家的混合材技及装置艺术。对这些相对来说较前卫的抽象作品，人们都给予了认可，不少人还在李象群的《探索》前仔细观察“黑屏风”上巴金白色的手模上的掌纹。

    北京的主会场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巴金现在依然是在职的中国作协主席，而且是文学馆的名誉馆长。我们私下里尊称他为“文学馆之父”，意为“没有巴金，就没有文学馆。”

    早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巴金就多次提出文学馆的建设问题：“我的声音不论是微弱或者响亮，它是在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出现喝道。让这样一所资料馆早日建     立起来！”从此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以密集的火力，开始鼓吹、宣扬这一倡议。由于巴金在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他的这一动议很快就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４日，中国作家协会就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成立。巴金率先带头捐物捐钱，１９８３年９月，他捐赠的第一批手稿和资料运到，共计３１６１件。文学馆当即决定建立“巴金文库”，专门收藏巴金捐赠的图书资料。这是文学馆的第一个文库，从此成为一种制度，吸引很多老作家捐赠生平所藏。巴金还号召其他文学界的老朋友给文学馆输送“弹药”。

    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６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开馆典礼，著名作家２００余人出席典礼，巴金亲自从上海赶来出席并致词。
文学馆刚成立时，还是暂时借用万寿寺原慈禧太后的行宫。巴金，还有冰心等文学老人一心想着修建永久性馆舍问题，多次向中央领导上书致函，这才有了辉煌宏大世界第一的新文学馆。

    然而遗憾的是，２０００年５月，新馆在芍药居开馆时，巴金已住在华东医院里了，无缘亲自前往一睹新馆风采。自１９９９年初，巴老肺部感染，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至今一直以医院为家。华东医院的护理条件虽然非常好，有４个护士与３个特护２４小时专门轮流照看他。可由于要靠插入胃管用流食进食，每两个月一换胃管时仍非常痛苦，一根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胃管他都会被呛得脸通红。他每  天要这样进五次流食。每天上午，工作人员都会放ＣＤ、读《文汇报》给他听，下午则固定地开一会儿电视，让他欣赏他最喜爱的京剧。晚上他看完新闻联播后才睡觉。他已无法说话，但别人讲话他不戴任何助听器都可听见，当他感觉口渴时，会用手指指自己的口，提醒护士用棉棒蘸些很稀的果汁给他用嘴吮一下。

    文学馆曾专门制作了一盘新馆开馆时的录像带，派人送往上海，请巴金欣赏。文学馆里有许多跟巴金有关的东西，四个馆名之一是他题的，大门口有一块巨大的由他题词的花岗岩影壁，主楼大门的门把手是他的手模。在展厅一楼的“２０世纪文学大师风采展”中，有巴老的展位，共有五幅肖像，其形式分别为国画、油画、照片、木刻和雕刻。巴老自己最喜欢的是那幅国画。画中的巴老戴着眼镜、穿着西装、戴着领带、微微低着头、双手插在裤兜里，正在花园的小径上独行、沉思。背景很简约，也很模糊；巴老仿佛极力要用思想梳理、整顿那个混乱而又矛盾的外部世界。这幅画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散文家和画家高莽画的。巴老自己在画像的右上角挥毫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在文学馆的花园里，有十三尊大作家的雕像。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巴金那尊，其蓝本就是高莽画的这幅肖像，巴老的形象更加苍老、也更加朴素，笔挺的西装换成了皱巴巴的中山装，脸上也是堆满了皱纹，好像是一个陕北老农走在田间似的。画坛盟主吴冠中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他绕着雕像转了三圈，看了个究竟，然后说：“伟大的作品原来是普通人写出来的啊！”

    他在２０世纪历史的两个关键时期感动过中国：３０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第二个时期是“文革”后，拷问自我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随想录》，分别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讲真话”——他的坦诚无伪的表达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使他穿越历史，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