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廉价政府”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致力于达到的目标。但我认为，与其说“廉价”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毋宁说是政府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在制度改革的喧嚣中，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

　　显然，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并不是因为政府比民间机构更具有公共性，也不是因为政府比市场更强大，而是因为唯有政府，才有能力以低于市场交易成本和民间机构的管理成本的方式，去构建公共服务体系，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廉价”，才能“政府”，如果政府的行政成本甚至还高于市场交易成本和民间自治组织的管理成本，那政府以什么理由存在？

　　众所周知，中国行政成本之高，世界范围内难觅他者。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廉价”与“政府”的先后关系―――我们总是认为，“廉价”是“政府”的目标，但其实应该反过来：“政府”是“廉价”的目标―――只有以“廉价”为基础，才谈得上“政府”。二者先后关系的本末倒置造成的后果则是，追求“廉价”的政府，越来越不廉价，精兵简政、裁汰冗员的口号喊了几十年，政府机构依然臃肿不堪，冗员依然游荡其间，而行政成本不仅依旧高，而且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廉价”与“政府”关系的认识错位，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廉洁”和“廉价”关系的错误认识。李金华审计长说：“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这种说法本身不错，但其言下之意显然是把“廉洁”和“廉价”割裂开来了，而且必然造成“先后之争”。事实上，“廉洁”本来就是“廉价”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为的把二者割裂开来，不仅“廉洁政府”成了空中楼阁，“廉价政府”更是无从谈起。

　　毋庸讳言，对“廉价政府”的这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不仅削弱着政府施政的制度性基础，而且使我们的政治改革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重塑新型“廉价政府”理念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公共管理学派”理论告诉我们，公民在有政府的情况下的“税负”，一定要低于在无政府情形下购买各种服务的价格总和。因为只有公民能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那里获得公共服务，才有理由接受政府的管理。我想，这种“先廉价后政府”的理念应该成为一任政府及其所有制度的底线法则和源泉。打造“廉价政府”，当是广大人民群众之福祉。